威廉·燕卜荪“中国作品”中的抗日战争叙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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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摘要
燕卜荪是英国著名的批评家和诗人,在抗日战争时期来到中国,在长沙临时大学和昆明西南联大任教,成为了一大批中国英语界著名前辈的启蒙老师。燕卜荪在中国时期创作的诗歌作品,不仅反映了他个人的所思所想,同时也再现了那个战火纷飞年代的社会和历史。燕卜荪这些“中国作品”的细节,通过文史互证式阅读,可以还原这些作品的历史背景,从而向我展示抗日战争不仅是这些作品的背景,更是它们的一个重要主题。燕卜荪的抗日战争叙事,包括他对文学与政治关系的思考和对中日文化关系的思考,代表了他的文化和审美思想的另一个侧面。
关键词
燕卜荪;诗歌;抗日战争;西南联大;文史互证
作者简介
张剑,北京外国语大学教授,主要从事英语诗歌和中外文学关系研究。
Title
The Anti-Japanese War Narrative in William Empson’s “China Works”
Abstract
William Empson, a well-known English critic and poet, came to China during the Anti-Japanese War, teaching at Linshi University in Changsha and the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in Kunming, and mentoring a huge number of students who later became renowned English scholars in China. The poems he composed in this period reflect not only his own thoughts and experiences, but also the society and history of that era of war and conflict. A contextual reading of these “China works” may trace their historical background and demonstrate that the Sino-Japanese War is both a backdrop and an important theme for these poems. Empson’s war narrative, including his thoughts on the relation between literature and politics and between Chinese and Japanese cultures, represents another dimension of his cultural and aesthetic perceptions.
Key words
Empson; poetry; the Anti-Japanese War; Southwestern Associated University; contextualization
Author
Zhang Jian is a professor at the School of English and International Studies, Beijing Foreign Studies University (Beijing 100089, China), specializing in poetry in English language and literary relationship between China and the West.
Email: jzhang@bfsu.edu.cn
威廉·燕卜荪(William Empson, 1906—1984)是英国著名批评家和诗人,经典批评著作《含混的七种类型》的作者。近年来,随着他的传记、书信以及大量手稿的出版,燕卜荪再次进入学界的视野,受到了越来越多的关注。人们一般认为,他是一名“新批评”批评家,关注文学的语义问题。但是后来,批评界逐渐将他的“含混”概念纳入解构主义批评的范畴,与德曼的“不确定性”(undecidability)和德里达的“多义性”(polysemy)进行类比,认为这些都是他的含混概念的重塑和“翻新(reinvention)”(Hertz 217; Righter 243)。但是,燕卜荪不仅仅是一个“语义批评家”(verbal critic),他所关注的问题远远超出了文学语言的范畴和“新批评”的范畴(Norris 24, 30)。除了“语义批评”,他还关注文学中的人文、道德、宗教和科学问题(Fry xiii)。燕卜荪对田园传统和田园理论的思考也是讨论“田园文学”时绕不开的话题,他对这个话题的建构做出了重大贡献。
相对于他的文学批评,学术界对他的诗歌的研究显然还有所不足。他的诗歌作品并不多,生前出版的《诗歌合集》中只有56首,近期由约翰·哈芬顿(John Haffenden, 1945— )编辑出版的《诗歌全集》也只有近80首。但是我们可以说,他的诗歌很有特色和情感力度,1978年菲利普和阿弗里尔·加德纳(Philip and Averil Gardner)就已经出版专著《接近神:燕卜荪诗歌点评》(The God Approached: A Commentary on the Poems of William Empson. Chatto & Windus, 1978),对他的诗歌进行点评和注释。诗歌主题涵盖从家庭、爱情、哲学到科学;风格涵盖从抒情、叙事到讽刺幽默,展示了宽阔的想象,同时也有玄学派诗歌的晦涩和难解。克里斯托弗·利克斯(Christopher Ricks)在一篇长达60页的文章《燕卜荪的诗歌》(“Empson’s Poetry”)中,通过关注“叙事”和“人文场景”,试图解决燕卜荪诗歌的“晦涩”的问题(qtd. in Gill 147-149)。后来,又有若干篇学术论文讨论他的诗歌。哈芬顿的两卷本《燕卜荪传》也对他的多数诗歌进行了分析。
然而,对中国学术界,燕卜荪的意义还不止于此。他曾经在抗战期间来到中国,任职于长沙的临时大学和昆明的西南联大。他的弟子包括李赋宁、扬周翰、王佐良、许国璋、周珏良、杜运燮、穆旦、郑敏、杨苡、许渊冲、袁可嘉等。王佐良说,“燕卜荪与中国有缘〔……〕东方吸引了他:他在日本和中国都教过书,特别是中国,两度居留,一共七年(1937—1939, 1946—1951),①教书极为认真负责,造就了一大批英国文学的研究者和许多诗人”(204—206)。的确,他的弟子后来成为了中国外语界和诗歌界的重要人物,他们在回忆录中都或多或少地谈到过与他的交往。这些回忆录可以说书写了一部“传奇”——毕竟一个外籍教师培养出如此众多的大家,历史上并不多见。这些传奇书写多为趣闻轶事,为我们提供了信息,但对诗歌的分析并不多见。
后辈学者蒋洪新、邓中良、子雨、杨绍军等谈论这个话题也多以讲述历史为主,对作品的分析比较少。杨绍军的做法有一定的代表性:在《威廉·燕卜荪在西南联大》一文中,他称燕卜荪为“中国高等教育史上留下了一段佳话”,“在艰苦卓绝的抗日战争时期,〔……〕毅然来华执教,为我国高等教育发展做出了积极贡献”(146)。在西方,特别是在2007年之后,燕卜荪的中国经历也引起了一定的关注。杰生·哈丁(Jason Harding)等人出版了关于燕卜荪的中国经历的分析文章,聚焦燕卜荪所继承的“中国礼物”:不是一般馈赠,而是思想(Harding 84)。文章全面地论述了燕卜荪从剑桥时期开始所受到的中国影响,包括来自中国诗歌、佛教、道教的影响,同时也有来自英国师长和同行狄金森(L. G. Dickinson)、瑞恰兹(I. A. Richards)、亚瑟·威利(Arthur Waley)的影响。
这些中外学者都或多或少涉及了燕卜荪的“中国作品”,包括《满洲里》《美丽火车》《南岳之秋》《中国》和《中国瑶曲》。然而,真正全面和系统地将这些作品放到“抗日战争”的历史背景中去分析,将战争视为这些作品的主要内容的尝试还没有出现。本文将进入燕卜荪在中国时期创作的诗歌、小说、专著,探讨他对中国文化和抗日战争的描写和看法。我的目标是:不是将抗日战争视为这些“中国作品”的背景,而是将抗日战争视为它们的主题。希望这样的方法能够让我们关注新的信息和资料,看到这些作品中隐含的和新的意义。同时本文也希望揭示燕卜荪本人对抗日战争、西南联大和中日关系的深刻思考,以及他思想的局限性。
01
逃亡
燕卜荪于1937年8月底来到中国,他是应北京大学的邀请来中国任教的,因此他到达北京站后有北大的吴富恒先生和“基本英语”(Basic English)计划②的詹姆逊(R.D. Jameson)先生等四人在车站迎接(Haffenden I:437)。但是,就在他到达前不久,北平发生了震惊中外的“七·七卢沟桥事变”,日本军队借口士兵失踪,进攻宛平城,进而攻占了北平,开启了对中国华北的全面侵略。
事实上,燕卜荪在到达北平之前,可能就已经对中国的“半殖民地”状况有所了解。他的旅行没有选择常规的海路,即经苏伊士运河到印度洋,经马六甲海峡北上,而是从阿姆斯特丹乘坐“东方快车”,沿欧亚铁路达到中国东北,然后向南经天津到达北平。在他经过的中国东北,日本不仅扶植了所谓的“满洲国”傀儡政府,而且还组织日本“开拓团”,对那里进行大规模农垦移民和武装移民。③在《满洲里》(“Manchouli”)一诗中,燕卜荪描写了他在那里看到的贫穷的民众、国家的并存,“野心各有不同,但都是一个类型”(Empson, Complete Poems 84)。燕卜荪说,“经过这广袤的边境地带,我发现这一切都很正常”(84),但在诗歌结尾他又说,从“正常”一词中得到的仅仅是“虚假的安慰”(84)。为什么说这个安慰是“虚假”的呢?“国家”是指中俄还是日俄?“野心”又是什么?这些伏笔也许从下一首诗中能够找到答案。
燕卜荪在进入中国东北前换乘了“一辆在满洲的日本火车,从西伯利亚向南行驶”。他的《美丽的火车》(“The Beautiful Train”)一诗将这列火车比喻成他年轻时了解的一个叫“阿根廷”的舞蹈演员。在诗中,少女一抖“喇叭裙”,以“看不见的脚步”开始旋转(Empson, Complete Poems 83)。这看似描写舞蹈,实际却是描写车轮的转动,这里面的玄学想象是燕卜荪诗歌的一个突出特征!舞者欢笑着,“她的力量”配合着其他舞者,与它们同步。从某种意义上讲,诗歌所表达的是燕卜荪当时的感受,因为这列日本火车的确比先前乘坐的“东方快车”更加舒适,但是,诗歌又肯定不是在赞扬火车多么美丽,因为他说“我作为一个扭曲者,喜爱我厌恶的东西”(83)。
那么,他喜欢的是什么?厌恶的又是什么呢?作为诗歌的核心,这一行诗几乎就是开启整首诗的意义的金钥匙。我们可以从下几个方面来理解这个喜欢和厌恶的悖论。第一,火车是工业文明的现象,它代表了机械、复制、理性、大机器生产等等,与诗歌想象直接相反,格格不入。作为旅行者,他喜欢火车提供了舒适的旅行,但是作为诗人,他又可能反对火车所代表的那些理念和倾向,因此他“喜爱〔他〕讨厌的东西”。第二,这列火车与之前的火车相比的确更加舒适、更加美丽,让他体验到了旅行的快乐,但是它又是一列“日本”火车,而日本在中国东北的所作所为又让他不能认同,甚至反感。从这个意义上讲,他的“喜爱”和他的“厌恶”发生了冲突。正如彼得·罗宾森(Peter Robinson)所说,这是“他对侵略者交通工具的充满自我矛盾的欣赏”(78)④。
在卢沟桥事变之后,日本企图在华北复制他们在东北实施的殖民政策。7月28日,他们接管了北大和清华,而且强占政府机关和工厂企业的财产。他们强迫所有大、中、小学校按照日本当局的规定用日语教学,要求全体学生学习日语,并对不予配合的学校和师生进行暴力镇压。同时在天津,日军认定南开大学和南开中学为“抗日的中心,抗日的策源地”(《西南联大》33),对其进行炮击和轰炸,造成了人员伤亡和校园损毁。在这种情况下,不愿意做亡国奴的北大、清华、南开的教授和学生们决定将学校搬迁到南方,以南开大学张柏苓校长的话说,炸毁的是“南开之物质”,但“南开之精神”犹存(39)。燕卜荪到达北平的时候,三所大学正准备迁到南方的长沙。师生们正打包书籍和资料,筹措路费和学费。尽管有日军的搜查和阻挠,他们仍然“隐瞒身份,穿过封锁,与逃难人群一起向南、向西,奔赴自己的大学”(87)。因此,燕卜荪一到中国遇到了一个尴尬的境况:他还没有入职,就遇到了去留的问题。
从现在的历史节点回望当时,我们应该说燕卜荪是一个模范的外籍教师。在中国爆发战争的情况下,他没有选择离开,而是留下来与中国的大学和师生们站在一起,与中国共克时艰。在这个严峻的时刻,他的老师、先前来到中国的I.A瑞恰兹教授和夫人选择了离开,在战火纷飞的时刻选择离开,应该说可以理解。燕卜荪陪同瑞恰兹夫妇乘船南下香港,然后从香港乘飞机到南岳参加“基本英语”的南方筹委会会议,会后又陪同他们前往中国西南游览(Haffenden I:437-450)⑤。最后,瑞恰兹夫妇离开中国,借道越南回国,但是燕卜荪没有离开,而是乘飞机到成都,然后从重庆沿长江东下,回到了长沙,也就是北大、清华、南开南迁的目的地,在那里与中国师生汇合,开始了他在中国的教育生涯。
长沙的临时大学于1937年的11月1日在湖南圣经学校开学,比正常时间晚了两个月。从北平和其他地方到达临大的学生共1452人(清华631、北大342、南开147,借读218),教师共148人(清华73、北大55、南开20)(易社强 16)。文学院没有设在长沙,而是设在南岳衡山的圣经学校分校。在这里工作期间,燕卜荪创作了他在中国写下的最重要的诗歌《南岳之秋》(“Autumn on Nan-Yueh”)。诗歌记录了他在这段时期的经历和感想,内容丰富,思想复杂,已经被翻译成了中文(王佐良 207—217)。在评论燕卜荪的《诗歌合集》(Collected Poems, 1955)时,王佐良说,“这些诗大部分非常难懂。人们说他追随17世纪玄学派,实际上他比玄学派更不易解。文字是简单的,其纯朴,其英国本色,有如《爱丽丝漫游奇境》,但是内容涉及20世纪的科学理论(如爱因斯坦的相对论)和20世纪的哲学思潮(如维特根斯坦的逻辑学和语言哲学)。有时单独句子是好懂的,连起来则不知所云了”(204)。
虽然《南岳之秋》中没有涉及到爱因斯坦和维特根斯坦,但是涉及到了叶芝和弗吉尼亚·伍尔夫,涉及到弗洛伊德、马克思、弗雷泽、佛教和东方文化。王佐良称这样的诗是“20世纪的知识分子的诗”(204)。尽管诗歌内容复杂,但它并不抽象。它描写“现实生活中的矛盾和困惑,对于爱情,对于战争,甚至异国的战争,如中日战争,诗人都是深有所感并吟之于诗的”(王佐良 205)。诗歌的一个重要主题便是“逃亡”,它首先体现在题记之中:“灵魂记起它的寂寞,/在许多摇篮里战栗”(Yeats, Poems 241)。引文来自叶芝的诗歌《月亮的盈亏》(“The Phases of the Moon”),通过阿亨和罗伯兹的对话,叶芝将月亮的圆缺分为二十八个阶段,然后与不同人格相对应,认为灵魂在出生前是在不同摇篮(肉身)之间游荡,“从摇篮到摇篮,都是在逃亡”(242)。
从叶芝的神秘哲学回到现实,燕卜荪的“逃亡”首先是指逃避战火、逃避死亡。“逃亡”(fly)一词以及它的名词形式(flight)在诗歌中被多次使用。我们可以理解,临时大学的南迁是一种“逃亡”,但是逃避日军铁蹄的,不仅有大学,而且还有难民。就在燕卜荪到达北平之后,大量北平市民拖家带口、带着大包小包外逃。有钱的逃亡到香港或国外,无钱的逃亡到中国的中部和西部。据报道,从中国东部的日占区,包括华北和华东逃亡的难民就有近5万之众。
但是,英文单词“fly”有双重含义,它既是“逃亡”,是“飞行”。燕卜荪从香港到达长沙的确是乘坐飞机,他说“我是飞来的,部分的旅程是这样”(Empson, Complete Poems 91)。他乘坐的是一架德国制造的“容克”(Junker)飞机,在起飞之前他们接到报告,说日本战机刚刚对广州实施了轰炸,当时在中国地面和天空都不安全,充满了死亡的威胁(Haffenden I:440)。当然,燕卜荪在1937年秋天也肯定知道,日本在中国的企图并不止于占领中国的华北。日本正在准备从华东方向进攻上海,并且通过上海侵吞全中国。因此,“fly”的多个含义混合在一起——不仅有中国民众的“逃亡”,而且还有香港民航班机的飞行,特别是日本战机的飞行。这是燕卜荪对该词典型的“含混”式应用,也是对该词“多义现象的玩味和思考”(张剑 52)。
《南岳之秋》一诗最终发表在燕卜荪回国后出版的诗集《正在聚集的风暴》(The Gathering Storm, 1940)之中。诗集题目中的“风暴”就是战争和动荡,它不仅仅指中国的抗日战争,而且也指欧洲的第二次世界大战。在世界各地都一样,战争给人间带来的是生灵涂炭、民不聊生、逃亡和死亡。在1937年的中国,“风暴”很快就将刮到长沙临时大学的校舍,它将摧毁师生们“逃避”的梦想。
02
轰炸
《南岳之秋》也反映了长沙临时大学的艰苦的教学和生活条件:在南岳,冬天天气寒冷、校舍拥挤、物资匮乏,然而教学遇到的最大困难还是没有图书资料。“课堂上所讲的一切题目的内容/都埋在丢弃在北方的图书馆里”(Empson, Complete Poems 92)。在这样的情况下,燕卜荪调动了一切可以利用的资源以维持他的教学。李赋宁先生回忆说,燕先生“凭超人记忆,用打字机打出莎剧《奥赛罗》的全文,油印后供学生阅读”(33)。虽然回忆起来的文本并不准确,但是“版本的不同不妨讨论,/我们讲诗,诗随讲而长成整体”(Empson, Complete Poems 92)。
在南岳期间,燕卜荪与中国师生同吃同住,一起饮酒赋诗。他喜欢喝中国的“虎骨酒”,虽然他说“这种乡村品牌既粗糙又粗野”(Empson, Complete Poems 93),但他却多次喝得不省人事。据赵瑞蕻先生回忆,有一次燕卜荪醉酒后压垮了床板,“腰部、背部陷落在左右两块摇摇欲坠的床板中间”,仍然在呼呼大睡。另有一次他酒醉后误把眼镜放入了皮鞋,第二天起来穿鞋时踩破了镜片,只能戴着残破的眼镜去上课(45)。应该说,在师生的共同努力下,文学院的教学勉强得以正常进行。
虽然在1937年秋天长沙属于后方,但是战火并不遥远。在八·一三淞沪会战之后,上海和华东陷落,中国军队在长江三角洲以西的战线集结,形成一道防御力量。日本军队在向西推进的过程中,采用了恐怖主义式的轰炸行动,企图粉碎中国军民的抵抗意志。1937年11月1日,临大开学第一天就遭遇到日机的来袭。警报突然响起,人们惊恐万状。所幸日机仅是试探,“幸未投弹”(《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22)。但是11月24日,日军飞机露出了真正的吃人獠牙,对小吴门和长沙火车站投下了数枚炸弹和燃烧弹,致54人死,58人伤,炸毁房屋54栋(陈先枢 26)。燕卜荪在《南岳之秋》中记载了这次轰炸的残酷现实:“炸死了二百条人命,/全在一座楼里,全是吃喜酒的宾客,/巧妙地连炸七次,一个冤魂也不剩”(Empson, Complete Poems 95)⑥。
虽然临大文学院地处南岳,远离都市,相对偏僻,但是这里有中国军队的训练营。据说国民政府的高官包括蒋介石本人也曾来此举行会议,这些都吸引了日本飞机的多次光顾。燕卜荪说,“当地出现了部长之流,/(被赶得远远离开了战争)/还有训练营,正是轰炸的目标”(Empson, Complete Poems 95)。据统计,从1937年11月至1944年6月,“日军飞机对长沙市空袭100余次,投掷炸弹、燃烧弹4000多枚,炸死2000余人,炸伤2300余人,炸毁房屋3000余栋”(陈先枢 26)。临时大学在长沙期间至少经历过三次大规模的轰炸。⑦
战火的逼近,流血牺牲的现实,逼迫所有国人思考前途和命运。国难当头,学生们岂能安心学习?易社强(John Israel)在《战争与革命中的西南联大》一书中记录了1937年12月13日南京沦陷后左翼报刊上发表的文章,批评大学生在国家沦陷之时仍然坐在教室无动于衷,用激烈和充满爱国热情的文字呼吁大学生采取行动(26—27)。临大的学生既是莘莘学子,更是国家的公民。在中华民族的危亡关头,在国破家亡的情况下,血气方刚的男生小伙子们群情激昂、跃跃欲试,想要奔赴战场,报效国家。据临大校方统计,共有295人参加了抗战工作,“每100位同学中,就有14人曾经为了保卫祖国而投笔从戎”(《国立西南联合大学校史》75)。
在这样的情况下,有些同学要求转专业去学习物理、化学、航空等专业,以便能够造出威力更强大的炮弹、炸弹、飞机,以抵御日本的侵略。因为如果国破家亡,那么即使获得学位,也终将成为亡国奴。另一些同学则反对将知识与临时的需求等同,主张顺应学科的逻辑,追求知识的真理,并且认为这些知识终将服务于国家和民族的大业。无论“战时教育”和“平时教育”应该如何平衡,爱国学生都希望为抗战做一点贡献。
“临时大学剧团”成立于1937年底,他们不但“在民众俱乐部上演《暴风雨之前夕》(根据阳翰笙的《前夜》改编)”,而且“多次进行街头演出”,“进行抗日救亡宣传”(陶旅枫 94)。演出的短剧包括《铁蹄下》《流亡者》《为国牺牲》《打鬼子去》《血洒情空》等,剧中的一个典型场景是一个少女送恋人上战场,表达放下个人幸福,舍小家为大家,全力支援抗战的决心。⑧在这样的场景中,少女作为学生、年轻人,不免也有依依不舍的心情,内心的纠结跃然脸上。不过最终,为了国家大义,她擦干眼泪,勇敢地送恋人前行。
送恋人上战场的场景在燕卜荪第三次来中国期间(1947—1952)写下的《中国谣曲》(“Chinese Ballad”)中也得到了反映。燕卜荪的灵感来自李季于1946年撰写的长篇叙事诗《王贵与李香香》。虽然与学生戏剧不同,但是诗歌的片段也涉及抗战,涉及到陕北解放区的妻子送丈夫加入游击队,“去打日本人”的故事(Empson, Complete Poems 400)。它对燕卜荪的吸引力是其中的一个玄学想象:李香香为了表达与爱人的同心同愿,捏了两个泥人,然后把它们打碎、搅拌,最后塑造出两个新泥人。这样,两人的尘土便融合到一起: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虽然内容不同,但是送爱人上战场的主题没有变。燕卜荪作为文学教授,对临大学生的戏剧肯定熟悉。在十年之后的五十年代,李香香的行动肯定唤起了燕卜荪的临大记忆,以及女学生们送恋人上战场的勇气。
03
文学与政治
燕卜荪以“语义批评”而著称,他在1930年出版的《含混的七种类型》(Seven Types of Ambiguity)主要分析文学语言,特别是诗歌语言的复杂性和一词多义现象,并且按照歧义的不同程度将这种多义现象分为了七个等级。在1931—1939年间,他又撰写了一系列批评论文,1951年集结出版为《复杂词的结构》(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他在其中对意义的复杂性做了进一步思考,特别是文学词语的情感结构和陈述结构。然而,燕卜荪并不仅仅是一个“语义批评”的专家。在四、五十年代美国“新批评”崛起的时候,燕卜荪被视为先驱,他也受邀从北京飞往“新批评”的大本营,美国南方的肯尼恩大学(Kenyon College)讲学(Haffenden, II:125-133, 200-209)。但是燕卜荪的批评范式绝不等同于形式主义批评。他的批评实践可以被描述为“语义批评+道德批评”:在分析语言问题的时候,他并不排斥历史背景、作者生平、政治宗教等内容。
在1937年,身处中国的抗日战争之中,燕卜荪的诗歌和批评打上了战争和政治的深深印迹。这不仅仅涉及到他的诗学理念,而且也涉及到现实中临大学生是否应该卷入政治的问题。战火曾经逼迫中国北方的大学南迁至湖南,但是南迁似乎并没有逃离战火。不光有防空警报时时打乱教学秩序,而且死亡的威胁随时存在,有时也不幸地变成了现实。燕卜荪作为诗歌教授可能最懂得诗歌的审美独立性:它不能卷入政治。有人说,诗歌离现实很远,诗歌本身就是一种“逃避”。有人说,酒精也是一种逃避,它让人忘记痛苦。但是燕卜荪在《南岳之秋》中警告临大学生说,诗歌的想象可以翱翔,但要避免飞得过高或过远。“不飞翔反而会让他们逃得太远”(Empson, Complete Poems 93)。
他说:“诗不该逃避政治,/否则一切都变成荒唐”(Empson, Complete Poems 95)。他在课堂上讲授的爱尔兰诗人叶芝,在民族独立运动时期曾经对暴力政治感到厌倦,在诗歌中批评激进思想,有过逃避的想法,但是在1916年爱尔兰民族主义者发动的“复活节起义”失败后,面对流血和牺牲,他也感到无法逃避,并写诗悼念那些牺牲的起义者,称“一个可怕的美诞生了”(Yeats, Poems 297)。当然,燕卜荪也不支持具有煽动性的诗歌,“那种革命气概的蹦跳”,“一个静坐的文学罢工”(Empson, Complete Poems 94)。他认为这样的诗歌没有价值,最终只能成为一种“瞎扯”。
燕卜荪在中国的亲眼所见的告诉他:虽然文学可以逃避现实——诗歌和酒精都可以让人坐上“太阳神的车”,像女巫骑着扫帚翱翔天空——但是文学不应该逃避现实。临大的学生的确有人放弃了学业,加入了抗日斗争的行列,或者去了延安,加入了八路军。诗歌所描写的“人群”和“锣声”(Empson, Complete Poems 95)就是中国人民团结起来、争取民族解放的斗争的反映,也是对西方在日本侵华问题上采取的绥靖政策的回应。燕卜荪在该诗的注释中将西方的不作为比喻为1935年英国、法国与意大利签订的“霍尔-赖伐尔协定(Hoare-Laval pact)”(118):它们纵容日本的侵略行径,就像当年英法纵容墨索里里对阿比西尼亚领土的占领一样。
燕卜荪相信,英国政府无法为中国的困境做任何事情,或者它根本就是在“逃避”。即使它愿意,其帮助也“可能太迟,或花时太长”(Empson, Complete Poems 95)。在他看来,中国的人民、军队、政府、甚至它的历史都在经受考验,像被“钉在十字架上”(97)。他将中国的苦难比作耶稣的苦难,它正背负着全世界的罪孽,在十字架上煎熬。从这个意义上讲,但丁的“炼狱”可能也是一个非常合适的比喻。中国正在经受一场血与火的考验,一场灵魂的“净化”。通过这场考验,中国将迎来新的未来,获得一种“新生”。它将像“凤凰涅槃”,向死而生,最终将在它的土地上建立一个新世界。这就是《南岳之秋》给读者的暗示,可能也是它的深刻意义所在。
1937年12月13日,日军攻陷南京,屠杀了城中的30万中国军民,造成了震惊中外的“南京大屠杀”。同时,日军也在浙江和湖南方向向西推进,威胁湖南衡阳和长沙。临时大学面临又一次西迁或者“逃亡”,这一次的目标是大后方云南昆明,在那里建立西南联合大学。在南岳的3个多月中,燕卜荪称没有遭受“沉重的个人损失”,但他也深刻地感到外界的变化,“但是啊,那个可爱的阳台没有了”(Empson, Complete Poems 98)。虽然秋天已经过去,冬天照样到来,“群山将把初雪迎到”“溪水仍会边流边谈边笑”,但是“士兵们也会来这里训练”(98),更大的考验还在后头。
在诗歌结尾,迁徙又开始了:“人们又在动了,我们也得上道”(97)。诗歌以再次踏上“逃亡”之路而结束。在他“上道”之前,燕卜荪见证了约300名临大师生组成的“湘黔滇旅行团”:他们步行1600多公里,从长沙临时大学行至云南昆明。这次长途跋涉被称为“教育长征”,历时两个月(1938年2月20日至4月28日),后来也被理解为一种“文化苦旅”,或者“诗意的求索和探险”(杨杨 9—11)。它磨练了青年学生的意志,宣示了他们的抗日决心。⑨
04
龙与蛇
燕卜荪在日本和中国都工作过,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并不希望看到中日开战。在东京文理学院(Tokyo Bunrika Daigaku)任教的三年间(1931—1934年),燕卜荪曾经与日本师生建立了友谊,也写过日本经历的诗歌,甚至还有一段短暂的日本情缘。
其间,他对佛教,特别是对佛像和佛教雕刻艺术产生了浓厚兴趣。他开始着力收集材料,准备撰写一部关于佛像的研究专著《佛陀的脸》(The Face of the Buddha)。为写作这部著作,他曾经游历日本各地,收集佛像照片。由于日本佛教与中国佛教一衣带水,存在着千丝万缕的联系,因此1933年,他还专程从日本来到中国,参观了山西大同的云岗石窟等地。他应该已经了解到,位于衡山上的南台寺是“日本禅宗的摇篮”或“祖庭”(Empson, Complete Poems 379)。《佛陀的脸》最终于1945完稿,但是阴差阳错,这套唯一的书稿被遗失了(Haffenden I:314-319)。但是神奇的是,在他去世后二十年,该书稿神奇地浮出水面,2016年,由鲁珀特·阿罗思密斯(Rupert Arrowsmith)整理、编辑、出版。
在日本期间,燕卜荪见证了日本的军事化进程和军国主义狂热。1931年,日本占领了中国东北,控制了南满铁路。1932年1月28日,日军在上海与中国军队发生了冲突,引发了一·二八淞沪抗战。燕卜荪发现这个事件直接把“军国主义情绪带到了他的课堂”(Haffenden I:298)。他发现日本学生在英国诗人豪斯曼(A. E. Housman)的诗歌中读出了他们所想要的东西:“浪漫的死亡”。豪斯曼的宿命论思想受到了欣赏,战争被视为一种“高贵的自杀”(Empson, The Structure of Complex Words 12-14)。而在当时的日本的年轻人当中,自杀是一个非常流行的事情,不是因为抑郁或心理疾病,而是表达一种抗议和狂热。1933年国际联盟(League of Nations)的立顿报告(Lytton Report)要求日本从中国东北(满洲)撤军,在日本引起了强烈不满。有不少年轻人跳下了东京以南的大岛火山(Oshima)的火山口以示抗议。燕卜荪戏称这是日本的“国家运动项目”(national sport),称他们是埃特纳火山上自杀的古希腊著名哲学家恩皮多克里斯(Empedocles)的追随者(Haffenden I:319-320)⑩。
1937年,当燕卜荪来到中国工作时,他发现中国学生对豪斯曼的扭曲心理并不在乎。他明白,中国学生与日本学生不同,他们正在为生存而战,对“死亡迷恋”没有兴趣,中国需要的是民族解放与自由。另外,燕卜荪也是带着对佛教的浓厚兴趣而来。他早已经放弃了对基督教的信仰,并且多次挑战基督教的信条,批评弥尔顿“为上帝的做法而辩护”,但对佛教却充满了敬意。在南岳,他徒步爬上衡山,去参观山顶的佛教寺庙。“我所居住的这座圣山,/对于我读的叶芝有点关系”(Empson, Complete Poems 92)。的确,叶芝在《天青石雕》(“Lapis Lazuli”)一诗中也描写了一座中国圣山,“上面有寺庙、树木、小路,一个僧人与助手正要爬山”(Yeats, Letters 837)。燕卜荪之所以想起叶芝,是因为叶芝的诗也创作于一场大战开始之前,那时的欧洲是山雨欲来风满楼的情景(Yeats, Poems 255)。诗歌认为东方智慧能够让西方人回复内心的宁静。⑪叶芝给燕卜荪的启示是,佛教和“感性东方”的智慧,可以帮助他理解这场中日战争。
在《中国》(“China”)一诗中,燕卜荪将抗日战争的源头追溯到了中日共同的文化和思想传统上。诗歌一开始便称中国“龙”生出了日本“毒蛇”(Empson, Complete Poems 90; 赵毅衡 158)。我们常常将“蛇”称为“小龙”,也许它就是一个变种:个头变小了,爪子变没了。在历史上,儒家经典是中国治国思想的根本,“它教授列国如何治理”(Empson, Complete Poems 90)。中国还“以礼和乐治国”,音乐将责任、文学和税赋的意识注入了人们心中。作为强大帝国,“众多国家栖息在周边”(90):万邦来朝,四肢匍匐。直到唐朝,日本都以中国为榜样,借鉴中国的政治、经济、文化和宗教模式。在燕卜荪看来,日本文化就是中国文化的一个分支,“他们像他们,犹如两颗豌豆”(90)。
然而,这个昔日帝国的衰落也是显而易见的。如果从飞机上往下看,你可以看到蜿蜒的“长城,像龙一样爬行”,“——它的城墙的弯曲外形”(Empson, Complete Poems 90)。同时,你还可以看到“苦力们”唱着号子,将公共汽车从路坑里抬起。这个没落的帝国已经无法吸引日本,明治维新之后,日本也不再从中国学习任何东西。“他们不会教日本人”(90)。诗歌的核心部分是一个复杂的玄学比喻,类似于燕卜荪仰慕的英国玄学派诗歌的风格。在这个奇喻(conceit)中,中日两国被比喻成肝吸虫与肝脏的关系:日本对中国的侵略就像肝吸虫对肝脏的侵害。
燕卜荪在该诗的注释中,对肝吸虫的成长经历做了详细的描述。他的信息主要来自H.G.威尔斯等人的《生命的科学》(Science of Life)(Empson, Complete Poems 374-375)。肝吸虫(liver fluke)进入蜗牛体内后,不会对蜗牛产生任何伤害,在蜗牛身体中也无法分辨。它只在蜗牛的触角上造成红斑,这些红斑将被鸟类识别,并被鸟类吞噬。有些又从鸟粪传染到羊身上,侵害羊的肝脏,致使羊生病。但是,肝吸虫必须再回到蜗牛身上产卵,这就是肝吸虫的“生命的概览”(“Outline of Life”)⑫。
燕卜荪说,该诗中有两个“隐含”的观点:1)“日本人与中国人非常相似,因为日本人仅仅是同样的文化的一个分支”;2)“中国将同化日本,无论它是否完全占领中国的土地”(Empson, Complete Poems 378)。燕卜荪将日本人比喻成肝吸虫,它变幻多端,隐形于其他物种。虽然它好像入侵了蜗牛或羊,但是从长远来看,肝吸虫的命运是被其他物种吞没和同化。这种“消极被动”的观点,在日本的大举攻击,特别是南京大屠杀之后,可能会被视为一种盲目乐观,但是正如哈丁所说,如果你了解当时的困难,你会觉得这种“打不垮的乐观精神”在当时是不可缺少的,它能够支撑着人们坚持下去(Harding 91)。燕卜荪在注释中写道:“释怀,才能增长智慧;退让,才能获得道路,就像流水一样:这些观点在中国思想中有很长的历史”(Empson, Complete Poems 373)。中国道家哲学,以及道家哲学的以柔克刚的特点,预示了中日战争的未来。
燕卜荪是一个进步的、独立思考的诗人和批评家。他出生贵族,但是却背叛了自己的家庭。他在基督教的环境中成长,但是反叛基督教。在英国劳资矛盾中,他站在工人一边。作为大英帝国的臣民,他却反对帝国主义的殖民和侵略。他在西南联大的教学放弃了弗吉尼亚·伍尔夫的作品,因为他认为伍尔夫与帝国存在着某种合谋:“拿到课堂上去讲,/未必会替自己增光”(Empson, Complete Poems 92)。他反对“帝国建设者们”的杂志对东方和中国的诋毁。“猴子乱嚷嚷,/苦力们打他们的老婆”,这些都是“扯谈”(93)。
他在中国创作的中篇小说《皇家野兽》中,反对白人殖民者对非洲黄金的掠夺,反对将非洲黑人视为“动物”,赞扬一个叫“皇家野兽”的非洲部落为自己的利益抗争。虽然故事充满了关于人与动物区别的法庭争论,涉及语言、智力、生育季节等问题,也涉及领地和黄金的归属权讨论,但是故事从总体上讲反对殖民掠夺,反对非人道的歧视。它涉及普遍的人性、宗教救赎和社会正义等问题,用充满讽刺意味的语言抨击美国历史上的蓄奴制,及其关于传播进步和文明的幌子,“他们拥有成千上万的奴隶,还投票赞成人人享有自由”(Empson, Royal Beasts 147)。
日本对中国的侵略从本质上讲是一种帝国主义行径,燕卜荪对此的反对态度异常鲜明。在《满洲里》《美丽的火车》《南岳之秋》《中国》和《中国瑶曲》中,在《复杂词的结构》《佛陀的脸》《皇家野兽》中,无论是探讨东西文化差异,还是探讨帝国主义,燕卜荪都是在以不同方式思考抗日战争和中日关系。我们应该可以说:1)抗日战争是燕卜荪在中国创作的作品的一个重要主题;2)他描写了抗日战争期间中国人民所遭受的巨大苦难,并赋予了极大的同情;3)他将抗日战争的根源追溯到中日文化的历史,同时也折射出他对西方人文传统的反思;4)从某种意义上讲,他在这些思考中表现出他自身一贯的反对基督教、反贫富差异、反帝国主义的激进立场。总体来讲,我们可以说燕卜荪是一个进步作家,对中国人民是友好的,为中国的教育事业做出了巨大贡献。
责任编辑:杜 娟
此文原载于《外国文学研究》2023年第5期
由于公众号篇幅所限,原文注解和引用文献省略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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